德国企业在2026年上半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新增达56亿欧元,同比增长三分之一,而对美国的投资则下降至43亿欧元,降幅接近三分之二。这一资金流向本身传达了重要信号。2026年10月28日,德国总理默茨在东京的记者会上谈及台海问题,重申德国坚持一个中国政策,但表示具体执行方式由德国自主决定。尽管没有遭到现场媒体太多追问,但三天后,德国之声的一个播客节目向美国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:美国是否愿意承担台湾相关的各种经济代价。表面看是在向美方提问,实际上却反映了德国自身的处境考量。
默茨的表态在表面上并无明显问题。他引用《联合国宪章》中关于禁止使用武力的条款,指出该条款同样适用于台海。然而,熟悉国际关系的专家知道,该宪章主要约束国与国之间的冲突,而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。将内政问题框架化为国际法,实际上是为德国的对外表态寻找借口。默茨的话语在不触及建交底线的情况下,为德国留下了调整的余地。这种表态几乎没有实际成本,华盛顿可以看到德国的姿态,同时东京获得了外交成果,中方也难以找到明确违反外交承诺的证据,算是一种多方受益的策略。然而,当这种零成本的表态面对需要现实支持的局面时,内在的矛盾便凸显出来。
从德国的军事条件来看,当前德军现役兵力约18.4万人,计划到2030年代中期扩充到26万人,但存在较大的缺口,并且装备的完好率不理想。德国此前参与的多国联合军演中只派出了医疗和联络人员,未能派出完整的作战部队,显示出其向西太平洋投送军事力量的能力有限。
此外,德国与日本签署了多个领域的合作文件,虽然涵盖了人工智能、关键矿产和半导体等众多话题,但这些合作通常需要十年时间才能实现,难以迅速应对突发局势。在经济方面,德国企业如大众、巴斯夫等在中国的布局不是短期贸易,而是寻求长期投资的重资产。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的推演,若台海冲突爆发,德国将受到最严重的冲击,GDP可能下降14%。德国制造业对于中国市场和亚太供应链都依赖极大,一旦其中一端断裂,德国经济将遭受重创。
因此,德国媒体对美国的疑问实质上是在试探,如果美国都不愿意承担经济损失,德国又为什么要冒险。另一方面,德国对外政策正面临拉锯。2026年10月,德国政府因国家安全理由否决了一项交易,默茨还提到计划推出更严格的对华经贸监管措施。这导致了政治控制与经济依赖之间的矛盾,可能会导致安全诉求未能满足,而市场红利也随之消失。
回顾默茨的国内支持率,其政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,执政联盟内部对对华关系的看法存在分歧。在这种压力下,默茨在东京的表态也很大程度上是向国内选民和盟友展示的。可以说,德国在台海大局中的角色相对清晰,并不属于制定规则的一方。面对不同势力的期待,柏林只能在现有框架内寻找应对策略。
这种妥协的策略在局势平稳时可能有效,但面对台海的一旦摊牌,模糊的选项将迫使各方迅速作出选择。届时,德国不仅没有能力在战略上向西太平洋投送力量,也缺乏保障供应链的经济缓冲。默茨在东京的外交言辞或许难以抵挡实际面临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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